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By Ezra F. Vogel

Not anyone within the 20th century had a better effect on global background than Deng Xiaoping. And no student is best certified than Ezra Vogel to disentangle the contradictions embodied within the lifestyles and legacy of China's boldest strategist-the pragmatic, disciplined strength at the back of China's radical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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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328. 這些問題以及對中國人權紀錄的關切,也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technological know-how visual display unit) 1979年1月29日的社論中提出。 [11-110]2008年2月對鄧的英語譯員之一的施燕華——後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的採訪,和2006年11月及2009年4月對鄧小平訪美之行的譯員冀朝鑄的採訪。 第12章 組建領導班子:1979–1980 鄧小平1978年12月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時,他自己的領導班子還沒有到位,也沒有形成足以凝聚民眾的有關中國未來的明確構想。當時,他要與仍正式擔任黨主席和總理的華國鋒及其在政治局的四個支持者分享權力。1978年12月,鄧小平已步入權力結構的頂端,但這個權力結構並不是由他創立的。 鄧小平不太在乎頭銜,他更為看重的是建立一個能幹的班子和組織,他能與之一起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還要再用一年時間,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權,選出關鍵領導人,使他們和他的計劃到位。在這段時間,他要削弱和清除華國鋒及其同盟,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逐步推進自己的綱領。他成為頭號領導人後,還要想辦法對付毛澤東去世後在黨內仍然無處不在的影響。他在為自己的領導班子和中國人民制定新的路線時,要盡量減少一些人的抵觸情緒——他們仍然崇敬毛澤東,指責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要在中國搞「非毛化」和「修正主義」。 1979年春天,鄧小平力求對某些保守派有所安撫,他們擔心鄧小平可能大膽地推動開放。軍隊和政府的很多高層幹部對鄧小平攻打越南的決策是否明智也有所疑慮,並公然表示他們擔心鄧小平正在背叛黨,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是很重要的一步,弱化了保守派的批評。但是,他還要與抵制他的勢力周旋數月,才能牢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鄧小平得到了強大的支持,但對他的抵制也很明顯。例如,軍隊報紙《解放軍報》在5月21日的一篇報道中說,許多部隊單位抵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據一些單位說,多達三分之一的軍人不支持三中全會精神。有報道很多軍人擁護華國鋒,不是因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為毛澤東選定了他,因為他們認為華國鋒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方針。[12-1]城市精英更傾向於批評毛澤東,但農村人普遍更願意接受對毛澤東的崇拜。來自農村的軍人尤其喜歡農村的集體制度,因為它給軍屬提供特殊照顧,很多人退役後有望在農村的集體單位就業,他們覺得鄧小平的改革威脅到了這種制度。 為了對付這種保守派的壓力,鄧小平在1979年春天發動了一場運動,以鞏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支持,他指示幹部要「補課」,以加強他們對他的改革路線的支持。在公開場合,鄧小平並不批評毛,而是把那個時期的問題歸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形象,他小心地不與華國鋒直接對抗,而是只批「兩個凡是」。 雖然華國鋒主席的權力已被削弱,他還是在6月18日開幕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做了政府工作報告。當時與會者都沒有意識到,這是華在黨或政府會議上的最後一次重要講話。這次講話後不久,鄧小平覺得對黨進行調整的時機已經成熟。 登黃山歸來與黨的建設 1979年7月11日,鄧小平啟程前往華北和華中,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出遊。這次出遊從登安徽省的黃山開始。黃山是中國的名山之一,在文學和歷史上一向享有盛譽。鄧小平於7月13日開始登山,兩天後返回。對於任何一個75歲高齡的人來說,這種旅行都是令人驚歎的壯舉。鄧小平登山即將結束時歇腳的照片被廣為傳播,照片中的他捲起褲腳,拿著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樣子。鄧小平回到山下的住處時,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後者曾解決過鐵路運輸的難題,如今正在為清除農村改革的障礙鋪路。鄧小平在黃山的住處也有記者在迎候,他對記者們說:「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12-2] 北京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幹部認為,鄧小平登黃山,就像毛澤東著名的游長江一樣,他要讓人們看到一個健康的領導人,準備在國內政壇上大幹一場。[12-3]不過,毛澤東1966年7月暢游長江,是針對當時人們擔心73歲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國的宣傳報道過度渲染,精明的讀者很難相信,年邁的毛澤東能夠像宣傳中所說的那樣創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紀錄。而鄧小平登黃山則被當作一件平常事來看待,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體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鄧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麼呢?黨的建設——為關鍵崗位選出高層幹部,選拔和培養新黨員。登黃山幾天後鄧小平就在海軍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會上說,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準備接班人。[12-4]鄧小平說,中國的重要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現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組織問題——要選拔和培養幹部。三中全會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政治的核心目標。鄧小平在3月30日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及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實事求是——使思想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現在則要適時地確立標準來選拔和培養幹部以形成領導班子,要先從上層開始,然後中層,最後是基層;要吸收和培養新黨員。這次講話後不久,鄧小平又視察了上海、山東和天津,在這些地方召開了幾次會議,鼓勵當地黨委制定培養人才的計劃。 鄧小平在選擇黨建的時機時,遵循著歷史慣例。自中共建黨以來,一旦一方在爭論中獲勝並鞏固了權力,其領導人不但要選拔高層幹部,還會開展吸收新黨員的運動,使符合其標準的人進入黨內。1979年大多數老幹部都已復職並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佔據要職的軍人和造反派。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時已經失勢,不可能在黨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鄧小平和他的老幹部們處於當政地位,因此他們能夠在培養哪一類幹部上取得相當大的一致。 多年來,在黨內鬥爭中勝出的一方,對於尋找哪一類新黨員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軍人、或激進派。而鄧小平需要的是能為四個現代化作貢獻的人。具體說來,鄧小平尋找的幹部要有能力處理外貿、金融和技術問題,這又意味著吸收和提拔那些學歷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識的人。對於很多現代社會的領導人來說,這也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這意味著一種根本的轉變。在毛澤東時代,「紅」一向比「專」更重要。自1949年以來,大多數領導崗位都是由「紅色背景」的人擔任,他們多來自工人和農民,而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專家,因出身於有財力供其上學的家庭,被貼上了出身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標籤。鄧小平宣佈,這些舊階級已經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出身。為了給新的高層領導人讓路,他要清除認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員,首先是華國鋒的四個擁護者——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他向人們解釋,這些人的解職以及對新領導人的選拔,是按照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作出的。 雖然鄧小平直到1979年底才宣佈了為其領導班子的關鍵崗位所作的選擇,但這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他都在進行思考、諮詢和觀察。除了為數不多的人事和軍隊職位外,他在選擇領導人時,首先不是看他們是否對自己忠誠(對軍隊的任命見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稱職的人,他堅信,只要他們素質高,忠於黨,他就能與他們共事。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搞私人關係,即使對提拔到高層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們交往愉快,但公事公辦,甚至有些刻板。他們是共同幹事業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對於關鍵崗位,他選擇那些致力於改革開放、才華出眾、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幹是一步一步得到檢驗的人,而不是那些從下面突擊提拔起來的人。[12-5] 鄧小平對人有很好的判斷力,但他還是花很多時間考慮人事任命問題。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間擔任總書記時,他就熟悉很多中層幹部,這些人在1980年代已經成為黨的高層領導。但是對於關鍵的任命,鄧小平在作出決定之前會私下徵求一些高層幹部的意見,尤其是那些將與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人,聽取他們的坦率評價。[12-6] 在鄧小平的班子裏,兩個職位最高的人——陳雲和李先念——並不是由他選定的。他們的地位之高,使鄧小平即使想撇開他們也難以辦到。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屬於同一代人(分別出生於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們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認識,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手下工作。作為公眾人物,陳雲和李先念不能和鄧小平相比,但瞭解內情的幹部把1980年代的權力結構稱為「兩個半」,意思是黨內高層圈子認為陳雲與鄧小平大體旗鼓相當,但李先念也算半個「婆婆」。陳雲雖然比鄧小平小一歲,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的20年裏,他的地位一直高於鄧小平,在領導經濟和處理歷史遺留的人事問題上,他的權威無人可及。陳雲從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時,李先念則一直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領導經濟工作。 比鄧小平小十到二十歲的那一代人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但鄧小平選定的高層政治領導是尊重教育並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鄧小平為他的班子選出了三個他認為適合、並相信有能力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幹部:胡耀邦(1915年生)、趙紫陽(1919年生)和萬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證明他能領導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趙紫陽在四川開展了很有前途的企業重組試驗。萬里對鐵路秩序進行過成功的整頓。這三人又能提攜那些瞭解中國在現代科技和工程領域所需的年輕幹部,領導他們實行管理創新。儘管他們三人是為鄧小平效力,但他們並不是朋友,而是致力於共同事業的同志,是嚴守黨紀、貫徹黨的政策的同事。儘管與胡耀邦或趙紫陽相比,萬里和鄧小平的關係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當作鄧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實部下。對鄧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另一個人是鄧力群(也生於1915年),他沒有擔任和其他人一樣高的職位,但作為撰寫講話稿和黨內文件的筆桿子,他能發揮很大影響,因為他有堅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陳雲和王震的支持。鄧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喬木(生於1912年),他扮演著指導正統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個制度變化不定的時代,他們的個人背景、性格、傾向和工作風格,將對1980年代的走向發揮關鍵作用。他們都是頭腦精明、經驗豐富的人,已在黨內擔任了幾十年重要職務。 從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這段鄧小平主政時期,用西方的話說,鄧小平是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胡耀邦和趙紫陽則在他手下分別擔任黨、政兩大部門的執行總裁。黨制定大政方針、主管自上而下各級部門人事和宣傳,政府則負責各級行政管理。高級幹部都兼任黨政職務,工作往往重疊,但從原則上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裏領導各項工作,準備提交鄧小平批准的文件,在黨和政府中抓一線的落實,即所謂的「日常工作」。儘管當時困難不少,但很多幹部後來都認為1980年代初是個黃金時代,當時最高層的幹部齊心協力,發動並落實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面對的難題是,在這個最高層的領導班子以下,由於文革的斷裂,缺少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下一代領導人。鄧小平把這種局面比喻為青黃不接——春末時分,去年的存糧已近告罄,而地裏的莊稼尚未成熟,使口糧難以為繼。他說,中國很幸運,一些老幹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彌補這個斷層,要抓緊讓地裏的青苗成熟起來,在三四十歲的人中間培養接班人。 鄧小平讓組織部列了一個名單,選出那些特別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層的更年輕的幹部。當這一年稍後名單交來時,鄧小平和陳雲很洩氣,他們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學畢業。儘管鄧小平認為不應把受過教育的年輕幹部突擊提拔到高層,但他認為,只要他們在各級崗位得到了證明,就應抓緊提拔他們。 1979年7月鄧小平指示全國各級組織部,在上級領導的積極參與下,要在兩到三年內培養出新的人才。[12-7]為貫徹鄧小平培養接班人才的努力,從9月5日到10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做重要講話,傳達了鄧小平關於接班人問題是國家面臨的最迫切任務的意見。 鄧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經常提到「培養」接班人。他們這種說法的含義是,除了選拔和提供正式培訓外,還要親自進行考察。任何單位的高層幹部都要監督自己手下年輕人的全面發展,鼓勵他們讀一些書,表現對黨的忠誠,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績。 雖然人事決定要由各單位的上級領導作出,但黨的各級組織部門也承擔著重要職責,它們要搜集有關每個黨員的人事材料,實施培訓計劃,把有關後備梯隊的人員的材料報上級審察。 在忙於黨的建設的同時,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也要應付公眾因黨把國家拖入大躍進和文革災難而對黨產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領導人仍不承認他們對這些災難負有責任,這使黨在談到其他問題時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決定,由葉劍英元帥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發表一個重要講話,努力解決這些問題。[12-8] 葉帥的國慶30周年講話:1979年10月1日 鄧小平在準備葉劍英元帥的講話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說,對1949年以後的歷史要從整體上給予正面評價,但也要坦率承認大躍進和文革中的錯誤,因為中國人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很清楚這些事情。要為中共歷史提供一種大眼光,為未來提供新的方向感。講話由胡喬木和大約20人的寫作班子起草,總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經高層領導人過目,由鄧小平監督著整個過程。[12-9] 葉帥是宣讀這篇講話的理想人選。他是有監督政府工作之責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而國慶慶典屬於政府而不是黨的事。再者,他德高望重,沒有個人野心;他與包括鄧小平和華國鋒在內的所有各方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從未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跟人們愛戴的周恩來有著眾所周知的密切關係;他與軍隊關係良好。不過葉帥身體很差,他只能唸講話的前幾行和最後幾行,其他內容由別人代讀。[12-10] 在這篇大約16,000字的講話中,葉劍英元帥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立足於中國自身的社會和歷史特點,對蘇聯保持獨立性,從而取得了勝利的故事。葉劍英回顧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公共教育的普及。他自豪地談到黨戰勝了外來侵略,但也承認黨在1957年錯誤地打擊了太多的「資產階級右派」,錯誤地吹噓自己的成就,錯誤地刮起「共產風」,企圖不顧現實去實現集體化的高級階段。他承認文革是一個嚴重的政策錯誤,使林彪和「四人幫」等陰謀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說,黨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得了慘痛的教訓,為了美好的未來,當前要努力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12-11]他在講話中還強調了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同樣重要,胡耀邦後來又對這個主題作了更全面的闡發。 葉劍英明確地說,國家犯下大躍進和文革這些錯誤時,正是毛澤東主政的時期。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公開承認——雖然不太直接——毛澤東要為這些錯誤承擔一定責任。他承認,很多黨的領導人「不謹慎了」,因此也要對這些錯誤承擔部分責任:「我們在1957年不謹慎了⋯⋯在1958年違背了深入調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試驗後推廣的原則。」關於文革,他說:「我們沒有能夠始終遵循前17年中所確立的正確方針⋯⋯這使得我們後來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使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沒有能夠避免,而且犯得更嚴重了。」[12-12] 葉帥接下來就如何從毛澤東的錯誤中汲取適當的教訓提出了指導意見。毛澤東在1927年以後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道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把在中國革命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稱為『毛澤東思想』」。[12-13]他還讚揚了1956年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大,毛當時宣佈「革命時期的群眾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毛澤東還說,現在極為重要的事情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即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國的經濟和文化」。[12-14] 葉劍英的講話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響。受過教育的人很高興看到,中共終於能夠正視自身的問題,邁向得到他們擁護的務實的方向。對於多年挨整的人來說,什麼講話也無法真正彌補他們的苦難,但是黨能承認錯誤,儘管來得遲了一些,畢竟是傳遞出一個令人高興的信息。這是一個重要突破,它使黨能夠結束空洞浮誇的口號,坦率地解決國家所面對的問題。[12-15] 著手評價黨的歷史 在葉劍英發表講話之前,鄧小平認為這篇講話可以解決黨的歷史問題,對毛澤東作用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再拖幾年。他擔心進一步討論毛澤東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只能擴大他想結束的爭論。更好的辦法應該是致力於當前的工作。然而一大堆政策問題都與毛澤東的作用糾纏在一起,很多黨內領導人都主張對黨史作出進一步的評價。有人擔心,如果不具體批判毛的一些思想觀念,像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有可能捲土重來。葉劍英的講話得到積極的回應後,鄧小平的心情也平和了一些,他覺得至少可以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這並不會造成國家的分裂。他開始跟一些人商量,如何對黨史作出更具體的分析。[12-16]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中共即將進入新階段時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共領導層根據新時期的需要總結了過去24年的黨史。1979年中共走出了文革,就要進入一個新階段,再次總結自身的歷史經驗也十分恰當。當領導層開始起草這個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時,討論難免集中到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作用這個問題上。 為了對黨史進行評價,鄧小平成立了一個由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牽頭的小組,兩個保守的正統思想捍衛者胡喬木和鄧力群分別擔任起草委員會主任和行政負責人。[12-17]像通常一樣,鄧小平首先和起草人開會,向他們交代文件需要涉及的重大問題。他此後又會見了這個小組15次,對每一稿都仔細斟酌,每次都作出具體指示。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已開始失勢,這使鄧小平及其盟友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其中也包括對毛澤東的負面批評。即使這樣,他們仍然需要一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對黨的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不過到1980年,鄧小平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控制權,並削弱了華國鋒的權力基礎,因而就可以更直接地討論毛澤東的錯誤了。 為建立新的領導班子作最後準備:1979年的下半年 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基本上已經靠邊站。在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工作有重疊的領域,鄧小平乾脆接了過來。確實,當美國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1980年1月訪華時,華國鋒主席已無權無勢,他講話時在場的中國官員繼續在一邊交談,不把他的講話當回事。而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通常是對尊嚴的嚴重冒犯。[12-18] 鄧小平在1979年10月下旬會見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鄧力群。他們為籌備定於1980年2月召開的五中全會,需要考慮很多大事。這次中央全會可以視為鄧小平領導班子的起點,胡耀邦和趙紫陽將在會上當選要職,華國鋒的四個主要支持者——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還打算在這次全會上為劉少奇正式恢復名譽。[12-19]此外,領導人要討論恢復中央書記處的計劃。 在這些重要會議上他們不必面對華國鋒。按鄧小平和李先念的建議,華國鋒已於10月12日動身,去了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他不在時,國務院和政治局的會議都是由鄧小平主持。當華國鋒於11月10日回國時,五中全會的基本計劃——包括將華國鋒的四位支持者清除的計劃——已基本就緒。[12-20]一旦華國鋒的支持者出局,趙紫陽和胡耀邦就位,鄧小平推進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就容易得多了。 三中全會之後還不到一年,在1980年2月召開的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已鞏固了權力,並能夠為1980年代制定議程,為協調上層工作調整黨的結構,任命他的高層團隊。用美國人的說法,鄧小平的班底是從1980年初開始主政的。 為1980年代提出的「國情咨文」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他為1980年代確定的主要任務,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未來十年的「國情咨文」。華國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是以當時的政治鬥爭為重點,在1978年的十年規劃則集中講經濟問題。而鄧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會上的簡短講話是改革開放的集結號,他在1980年1月的講話則是毛澤東去世後第一個確定未來十年總體目標的重要講話。 鄧小平的邏輯簡單明確,採用有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策: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建設成就的大小⋯⋯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2-21] 鄧小平在講話中承認:「現在,特別是在青年當中,有人懷疑社會主義制度,說什麼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中國應該如何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12-22]當時幾乎沒有外國人能夠預見到,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會在隨後10年、更遑論整整30年裏,超過西方國家的增長速度。 鄧小平再次提出了選拔幹部的標準。他告訴幹部們說,想登上重要崗位,就要具備專業素質。他還說,只有經濟強大了,才能更加堅定地對抗霸權,實現統一臺灣的目標:「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80年代達到這個目標。」[12-23]他說:「經濟的發展上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2-24]鄧小平要在十年內從經濟上超過臺灣和實現統一臺灣的目標,事實證明是過於樂觀了。然而,臺灣在此後30年裏取得的經濟成功,完全取決於它跟大陸的經濟關係,這在1980年幾乎沒人能想到。 實現經濟現代化需要做些什麼呢?鄧小平提出了四個要求:(1)堅定不移的政治路線;(2)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3)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4)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12-25]鄧小平講話的要點——堅定的政治路線和社會安定的局面——與他九個月以前有關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及他作為頭號領導人所始終堅持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在1980年1月16日的講話中說:「還有各種流氓集團、刑事犯罪分子。還有同外國勢力和臺灣特務機關聯繫進行地下活動的反革命分子。還有公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所謂『民主派』,以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12-26]但是,他也表示,要繼續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放棄「文藝服從政治」這種口號,因為這種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依據,然而他也警告說:「⋯⋯但是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12-27] 為了降低自1978年12月以來產生的過高期望,鄧小平也談到了未來艱苦奮鬥和保持開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經受了20年的苦難之後,很多人更多地根據願望而不是現實去制定目標。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刺激了日本1970年代的經濟增長,鄧小平對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躍進制定無法達到的目標所帶來的嚴重挫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徵求中國專家的意見,而且徵求世界銀行等外國專家的意見,然後才確定了他認為現實可行的目標。[12-28]鄧小平逐漸相信,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的收入能夠翻兩番,因而他開始宣傳「到本世紀末收入翻兩番」的口號。當後來看到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難度時,他又悄悄將「收入翻兩番」這個說法改為「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是個更容易達到的目標。但是他提醒民眾,中國在未來十年沒有財力成為福利國家。 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深知,很多省級領導幹部急於投資和發展,對陳雲等人限制增長的「調整政策」(見第15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1980年仍然支持這一政策。鄧小平提醒那些不滿足於目前現代化速度的「某些同志」說,與過去的年代相比,1978年至1980年期間已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 實際上,鄧小平在描述執政黨的理想角色時,聽上去更像一個西方的企業主管,而不是一個毛澤東的信徒。他說,中國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不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和不合質量要求的廢品,降低各種成本,提高資金利用率」。[12-29]在權衡「紅」與「專」 哪一個對於幹部更重要時,鄧小平重申了他過去已經表明的觀點:「我們要逐漸做到,包括各級黨委在內,各級業務機構,都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鄧小平提醒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新黨員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對黨的強力肯定,結束了他的「國情咨文」:「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12-30] 2月29日五中全會最後一天,鄧小平表達了他對黨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領導。他的口吻就像一個軍人出身的工廠經理,他說:「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沒有話就把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12-31] 凡是瞭解鄧小平的人,對於他要維護社會安定的決心不會感到意外。公開攻擊是不能容忍的:使紅衛兵能夠在1966年公開攻擊別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修改憲法時應予廢除。鄧小平對他所說的黨內民主的含義作了解釋:黨員有意見可以提出來,這有助於解決問題;黨的領導聽取各種意見後,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鄧小平清楚地說明了應當如何對待不聽話的黨員:「不夠格的黨員」就要開除。[12-32]鄧小平的觀點在1980年已經成型,在他當政的整個時代,這篇講話都可以作為對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就職典禮——五中全會:1980年2月23–29日 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了鄧小平及其盟友在1979年最後幾周作出的決定。支持華國鋒的政治局重要成員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受到正式批評,從政治局「辭職」;陳錫聯和紀登奎也丟掉了副總理職位。汪東興和陳錫聯是真正的激進派,但吳德和紀登奎骨子裏並不激進,他們只是作為有經驗的黨的領導人,長期以來為求自保而順應激進派罷了;他們的政治命運戛然而止,是因為他們1976年4月5日鎮壓了在天安門向周恩來、鄧小平表達敬意的示威者。 鄧小平的三個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接手要職。胡耀邦成了黨的總書記。華國鋒名義上仍是總理,但趙紫陽成為實際上的總理,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萬里成為事實上的副總理,並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這為在全國農業生產中實行包產到戶鋪平了道路。他們兩人的副總理職務在4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和8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時,在2月已經離開政治局的紀登奎和陳錫聯,被正式免去副總理職務。 這次全會事實上相當於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職典禮。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現在都是鄧小平路線的熱情擁護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於正式投票,因為這種事極少發生,政治局常委其實也極少開會。但是常委的人事變動在上層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使下邊的幹部很快意識到上級將要採取新的政策路線。因此在五中全會之後,下級幹部更仔細地解讀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和文件,他們不必再兩邊下賭注,不必再密切關心華國鋒說些什麼了。 除了在五中全會進入最高層的幹部,一些有能力並且致力於改革的老幹部也出任了高層職務。鄧小平將那些在文革時期靠打擊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得到升遷的幹部,從他的領導班子的關鍵崗位上清除出去。對軍隊中的某些重要職務,鄧小平使用與他有著特殊信任關係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領導背景各異的黨員上,他對自己的能力有足夠的信心,因此認為不必要求個人忠誠。他領導的不是一個幫派,而是全黨,只有那些沒轉變立場接受他領導的文革受益者除外。 鄧小平不需要對宣傳部作出具體指示。五中全會上的宣傳幹部,包括主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和黨刊《紅旗》)的總編,都根據鄧小平的會議講話,撰寫反映其觀點的社論和文章。鄧小平因長期身居要職而嚴於律己,在判斷自己的講話會被人如何解釋方面很有經驗,所以他一向講話慎重。 對於高層發出的信號,下面的人都會十分認真地加以研究。某個省委書記來到北京後,通常先要在書記處找一個熟悉鄧小平眼下關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談。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個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隨時瞭解和掌握高層領導的最新想法及其對本部門或本省的意義。上邊發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級幹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閱讀。各單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讓單位上司及時瞭解哪一條指示最重要,鄧小平、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下一步要做些什麼。這使本單位的領導核心對於如何做不會惹麻煩,如何向中央爭取資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數。 1980年初的這些人事變動,使鄧小平得以更有效地處理日常工作,推動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礙的計劃。為劉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劉少奇從1945到1966年一直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號人物,後來毛澤東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資派」。雖然他已在1969年去世,他的冤案卻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鄧小平在五中全會上宣佈,為劉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澤東。但是給劉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黨員對於修正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承認他的錯誤作好了準備,也使為很多與劉少奇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中共老幹部平反變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會還恢復了1966年被撤銷的書記處。書記處重建之後,領導著各部門一小批領導的政治局要員在那裏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實質上,書記處成了協調黨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機構。書記處每週都要開例會,在國務院辦公的趙紫陽總理也會參與其中,在黨和政府之間做一些協調工作。 五中全會的變化有助於減少政治局會議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暢通。新的領導班子的鞏固,使鄧小平能在隨後幾個月內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農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五中全會也為1980年底完成對黨的歷史評價、解除華國鋒的所有職務鋪平了道路。 告別毛澤東時代和華國鋒: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鄧小平究竟何時決定讓華國鋒靠邊站,至今沒有公佈可靠的紀錄。鄧小平對毛澤東如何拿掉幹部有過多年觀察的經驗,從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條不紊地逐步削弱了華國鋒的權力基礎,據此有理由推測他事先是有戰略考慮的。即使1978年12月時他還沒有排除華國鋒的明確計劃,他當時至少已經在考慮,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驚和避免公開鬥爭的情況下,逐漸減少華國鋒的權力。 毛澤東整治高級幹部時,往往先除掉他們的主要支持者,使他們陷入孤立,從而使批判他們變得更容易。同樣,鄧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華國鋒的左右手,讓趙紫陽接過了總理的工作。華國鋒在1980年5月出訪日本時已沒有多少權力,但他的出訪可以讓外界放心,中國沒有因權力鬥爭而分裂。[12-34]1980年8月華國鋒正式辭去總理一職。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 以評價毛澤東作為焦點的中共黨史評價,也與解除華國鋒職務同步進行。這兩件事有著天然的聯繫:華國鋒曾肯定毛澤東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澤東鑄成大錯時的政策和指示,而對毛澤東時代更誠實的評價已使這些錯誤大白於天下。評價黨史的工作,在1979年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後不久便已開始,當時鄧小平廣泛徵求意見,以便全黨在評價毛澤東上取得共識。[12-35]在葉帥講話的十幾天後,鄧小平成立了一個以胡耀邦為首的小班子,這個班子於1979年10月30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至少從1956年開始,鄧小平就在嚴肅思考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問題——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赫魯曉夫在大會上譴責了史太林。鄧小平多年來有很多機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文革期間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時間。鄧小平年輕時極其敬佩毛澤東,幾十年忠誠地為他工作,卻被他拋棄了兩次,受到公開批判的羞辱。他的長子由於毛澤東的紅衛兵而造成下肢終身癱瘓。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儘管鄧小平性格剛強,但他也有常人的愛憎之情。不過,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他並不顯露任何個人感情。 評價毛澤東的過程,延續了鄧小平長期一貫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維護黨的權威,又讓手下的高級幹部擺脫毛的路線。1980年8月,評價工作仍處於初期階段的時候,鄧小平就對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史太林那樣對待毛主席。」[12-36]當1980年10月出現爭論時,鄧小平對起草人作出指示:「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12-37]最後的文件對毛澤東表達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會損害那些包括鄧小平在內曾與毛澤東密切共事的人的權威。但是決議要作出解釋為何現在應當為毛澤東整過的幹部恢復工作,也要對否定毛時代的高度集體化和階級鬥爭作出正當說明。 文件的第一稿於1980年2月完成。據說鄧小平對它並不滿意,他把胡耀邦、胡喬木和鄧力群叫去,建議他們(1)要對毛主席的歷史作用作出積極評價;(2)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說明毛在文革中的錯誤;(3)得出一個全面的結論,使人民能夠團結一致向前看。在這三條中,第一條「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澤東的批判和決定受過多少罪,他對起草人說,要講清楚黨和人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手下挨過整的很多高層幹部的復出,以及民主牆對毛澤東的大量批評,意味著在核心圈層有很多人支持批評毛澤東。因此,鄧小平可以公開表明他的立場:他要捍衛毛澤東的重要性,但不會回到過去的路線。[12-39]每一次他公開講話,都抱怨最新一稿沒有充分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 例如,鄧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說,稿子還是寫得太消極。他不但讓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澤東支持過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們承認毛澤東的錯誤首先是由於體制和制度的原因。鄧小平接受了胡喬木的看法——起草人別無選擇必須承認大躍進的錯誤(與文革不同,鄧小平是大躍進的積極參與者),但他堅持認為,起草人在談到大躍進時,要先講明這個時期的一些積極成就,然後再承認缺點。[12-40] 為了在人民群眾中取得廣泛共識,形成團結而不是對立的局面,鄧小平指示說,要讓北京和各省的高級幹部都有機會給草稿提意見。於是,政治局通過了最新的修改稿後,中央辦公廳於1980年10月12日將它發給大約4,000名高級幹部,讓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經過匯總之後,交給起草人作進一步的考慮。[12-41]實際上,把中央黨校的1,500名學員也算在內,總共有大約5,600名黨內高層參加了草稿的討論。有些人直言不諱地要求更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科技專家方毅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1967年2月就敢批評文革的譚震林說,毛澤東的做法違背了他自己的教導。但是當黃克誠——他自己的上級彭德懷挨整時,他也受過嚴厲批判——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為毛澤東的貢獻辯護時,其他人很難再要求更加嚴厲地批毛。 雖然草稿的修改和審議仍在繼續,但是到1980年11月底時,主要的討論便已結束。1981年3月24日,當鄧小平與陳雲商討後期的最新一稿時,陳雲說,要多講建國以前毛澤東的作用,這更能突出毛的積極貢獻。陳雲還說,應特別重視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強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接受了陳雲的意見,並轉告給了起草人。[12-42] 這些廣泛的討論,反映著高層幹部是多麼重視毛澤東的名譽問題,因為毛在歷史上的地位,決定著他們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們親屬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評價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彭德懷的分歧不再被認為嚴重到需要用「兩條路線的鬥爭」來形容。這讓每一個人有了喘息的空間,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親友,他們感謝這種措辭上的改變。 最後定稿的文件裏處處可見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對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貢獻的歌頌,但也批評了他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躍進的問題是「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讓黨、國家和人民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是由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12-43]文件只是籠統地談到了毛的錯誤,但鄧小平說,15年之後將有可能對毛澤東再作一次評價。他這樣說的意思似乎很清楚,黨如果在1980年過於嚴厲地批評毛澤東,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後,黨能夠與現在的情緒和人事問題拉開距離,也許有可能對毛澤東進行更加具體和坦率的評判。[12-44] 就像蘇聯對史太林的功過三七開評價一樣,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也是三七開。畢竟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犯過錯誤。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錯誤地估計形勢,採用了錯誤的方法,這些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1981年3月19日起草工作接近尾聲時,鄧小平對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作用的討論表示滿意。 鄧小平深知,必須讓群眾放心,評價毛澤東和華國鋒的過程在有序進行,同時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國沒有發生破壞性的「權力鬥爭」,沒有出現「非毛化」。正是在這時,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是採訪高層領導人的全球最著名記者之一,一向以言辭犀利,準備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頭痛的尖銳問題而聞名。鄧小平樂意接受她的挑戰。8月21日上午的採訪進行得十分愉快,鄧小平在採訪結束時開玩笑說:「我們吃飯去吧,我的肚子已經開始鬧革命了。」他還提出兩天後再次接見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見到鄧小平的兩周以前,北京已經發出通知,要減少在公共場所懸掛毛澤東畫像和詩詞的數量。因此法拉奇的提問便以「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會保留?」作為開始。鄧小平回答說:「永遠要保留下去。」他解釋說,毛澤東犯過錯誤,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幫」的罪行不同,與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說,毛澤東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儘管毛在晚年接觸實際少了,違背了他原來提倡的思想。當法拉奇問到大躍進的錯誤時,鄧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澤東一人的錯誤,而是與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錯誤,他們都有份。[12-45]當她問到毛澤東選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時,鄧小平說,領導人為自己挑選繼承人,是封建主義的做法。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確:毛澤東選華國鋒做接班人也是不對的。在問到將來如何避免文革這類事情時,他解釋說,黨的領導人正在改進各項制度,以便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12-46] 很多領導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問時會變得十分煩躁,鄧小平卻應對自如。後來法拉奇回憶自己漫長的採訪生涯時,將她對鄧小平的兩次採訪作為自己的得意之作。錢其琛外長這兩次採訪時也在座,他還參與過鄧小平的其他很多次會見,他也把鄧小平在這兩次採訪中的表現作為鄧小平最精彩的表現之一。[12-47] 1979年5月之後華國鋒就不再經常公開露面。在1980年9月7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作了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他沒有明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他確實表示,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黨不應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問題上,他的講話與當時黨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陳雲提出的調整要求,強調農業和輕工業的重要性。[12-48]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些文件,如「指導原則」,實際上也有力地批評了華國鋒的領導。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常委們討論了黨史文件中是用簡短的六行文字對1976年以後的時期作一總結,還是用較大的篇幅對這四年作出更詳細的評價——後一種做法難免包括對華國鋒的批評。華國鋒當然反對具體說明這四年的細節。與會者同意先把篇幅較短的一稿發給其他領導人討論,看看他們反應如何。[12-49]相當多的領導幹部都批評華國鋒在阻止鄧小平復出上起的作用,主張用篇幅更長的稿子。最後鄧小平同意文件應包括對那四年的討論,這可以使解除華國鋒職務的理由更加明確。[12-50]於是篇幅更長的內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 在1981年5月下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約70名與會者最後通過了決議的修訂稿。起草人員作了一些細微的修改後,最後一稿被提交六中全會,並在6月27日獲得通過。它將在1981年7月1日建黨60周年之際向全國公佈。[12-52]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連續召開的九次政治局會議上,是否免去華國鋒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個主要職務,成了爭議最大的問題。當時辯論的內容十分敏感,以至於黨史研究者在30年之後仍無緣看到大部分紀錄。不過,一份關鍵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關講話被公之於眾。從這個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爭論的大致輪廓。 胡耀邦在退休後說,他最愉快的幾年就是在華國鋒手下的那段歲月。這種說法很可能反映著他對鄧小平讓他下臺的不滿。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華國鋒職務作出說明的人。胡耀邦在有關這段歷史的說明中首先承認,黨和人民絕不會忘記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上作出的貢獻,儘管他誇大了自己在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於「四五」示威運動後形成的政治氣氛,逮捕「四人幫」並不是難事。胡耀邦又說,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繼續執行毛澤東錯誤的階級鬥爭路線,他沒有廣泛徵求意見,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在世時,華國鋒有時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評過(他曾被毛批為「滿腦子都是生產」),但是毛澤東去世後,他卻用「兩個凡是」加強個人權力。胡耀邦還批評華國鋒搞個人崇拜,給自己添加光環。最後,胡耀邦回憶說,他在「四五」事件後非常失望,因為從那時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無法得到與華國鋒交談的機會,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隨便看望鄧小平。 據胡耀邦稱,陳雲(華國鋒一直不讓他回來工作,直到三中全會的氣氛形成,促使華國鋒不得不這樣做)說,從毛澤東去世直到1977年3月,華國鋒對待老幹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絕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害怕老幹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能力。胡耀邦說,葉帥和李先念幾次勸華國鋒讓鄧小平回來工作,陳雲和王震在1977年3月的工作會議上也表示同意,但華國鋒仍然拒絕這樣做,而是只依靠少數幾個人,包括汪東興、紀登奎、吳德、蘇振華和李鑫。對於黨內事務,有時直到最後一刻還把其他幹部蒙在鼓裏。華國鋒還追求經濟的過快增長。胡耀邦承認,這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錯誤,也是鄧小平和他本人的錯誤,其實,當時只有陳雲認識到了那些計劃太冒進。[12-53] 在1980年底,最強烈反對讓華國鋒下台的人是葉帥。在討論黨史時,葉帥就不贊成強調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他覺得,為國家利益計,必須比鄧小平更堅定地維護毛澤東的威望。他更願意將責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葉劍英看來,兩個問題是糾纏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生動地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達最後的敬意,毛向他招了招手。雖然毛已說不出話,但他知道毛想說什麼,他希望葉劍英能夠支持華國鋒,幫助他走上領導崗位。(然而當時一直陪著毛澤東的毛遠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12-54])據說,葉帥認為華國鋒應當保留職位,鄧小平可以繼續做他的工作,但名義上仍要受華國鋒的領導。 葉帥為何要維護華國鋒呢?有人揣測,葉帥本人想繼續在黨和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夠讓他如願的人。但是葉劍英已經年邁,他不但從未表現出任何個人野心,而且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插手日常事務。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黨的幹部認為的那樣,葉帥擔心鄧小平可能變得過於專斷,舉止越來越像毛澤東,所以他想以保留華國鋒作為限制鄧小平的權力、促進黨內民主的手段。 最終,葉帥等人的反對被政治局大多數人的觀點所壓倒,他們都贊成華國鋒辭職,把權力集中到鄧小平及與其共事的人的手裏。這一系列政治局會議一結束,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內部傳閱的文件中,政治局宣佈,將建議六中全會接受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黨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他的軍委主席一職。華國鋒將擔任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12-55] 葉劍英不是為自己的信念而堅決鬥爭的人,他更願意避免對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的決定,事實上還為自己支持華國鋒作了溫和的檢討。[12-56]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之後,葉帥便選擇了不再與他分擔這項工作,而是回到廣東的老家。他的兒子葉選平已在那裏擔任廣州市長和廣東省副省長,他可以在廣東安享晚年。葉帥出席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但是在會議正式通過黨史決議和批准華國鋒辭職的過程中,他沒有留在會上參與討論。後來當葉帥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時,鄧小平也沒有像過去對待周恩來那樣,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葉帥死於1986年。 政治局經過這些激烈辯論後最終形成的決議,措辭直截了當而又嚴厲:「華國鋒同志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1978兩年中,華國鋒同志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一些左的口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雖然﹞華國鋒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顯的是,他缺乏作為黨的主席所應有的政治和組織能力。而且每個人都很清楚,根本不應當任命他擔任軍委主席。」[12-57]華國鋒的政治生命結束了。雖然他被允許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會之後繼續留在政治局內,但他因受到的指責而喪失顏面,因此極少出席黨內高層的會議。 不論對華國鋒的下台還是對黨的歷史評價的過程及結果,鄧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興。華國鋒的下台沒有引發公開的權力鬥爭。同時,在對黨的歷史評價中鄧小平把握住了一種微妙平衡:既對毛澤東給予充分讚揚,以免削弱黨的權威,又批判了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黨內高層對毛澤東在晚年犯有嚴重錯誤形成了基礎廣泛的共識,這使鄧小平能夠踏上新的征途。這條征途不會為毛澤東所贊成,但鄧小平相信,這對中國是有利的。 [12-1]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0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194–204。 [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7月12–15日,頁535。 [12-3]學者中間孫萬國第一個意到了鄧小平登黃山的政治意義。 [12-4]SWDXP-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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